金庸《射雕英雄傳》後 記
《射雕英雄傳》作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,在《香港商報》連載。回想十多年前《香港商報》副刊編輯李沙威兄對這篇小說的愛護和鼓勵的殷殷情意,而他今日已不在人世,不能讓我將這修訂本的第一冊書親手送給他,再想到他那親切的笑容和微帶口吃的談吐,心頭甚感辛酸。《射雕》中的人物個性單純,郭靖誠樸厚重、黃蓉機智狡獪,讀者容易印象深刻。這是中國傳統小說和戲劇的特征,但不免缺乏人物內心世界的複雜性。大概由于人物性格單純而情節熱鬧,所以《射雕》比較得到歡迎,曾拍過粵語電影,在泰國上演過潮州劇的連台本戲,目前香港在拍電視片集;曾譯成了暹羅文、越南文、馬來文(印尼);他人冒名演衍的小說如《江南七俠》、《九指神丐》等等種類也頗不少。但我自己,卻覺得我後期的某幾部小說似乎寫得比《射雕》有了些進步。寫《射雕》時,我正在長城電影公司做編劇和導演,這段時期中所讀的書主要是西洋的戲劇和戲劇理論,所以小說中有些情節的處理,不知不覺間是戲劇體的,尤其是牛家村密室療傷那一大段,完全是舞台劇的場面和人物調度。這個事實經劉紹銘兄提出,我自己才覺察到,寫作之時卻完全不是有意的。當時只想,這種方法小說里似乎沒有人用過,卻沒有想到戲劇中不知已有多少人用過了。 修訂時曾作了不少改動。刪去了一些與故事或人物並無必要聯系的情節,如小紅鳥、蛙蛤大戰、鐵掌幫行凶等等,除去了秦南琴這個人物,將她與穆念慈合而為一。也加上一些新的情節,如開場時張十五說書、曲靈風盜畫、黃蓉迫人抬轎與長嶺遇雨、黃裳撰作《九陰真經》的經過等等。我國傳統小說發源于說書,以說書作為引子,以示不忘本源之意。成吉思汗的事跡,主要取材于一部非常奇怪的書。這部書本來面目的怪異,遠勝《九陰真經》,書名《忙豁侖紐察脫必赤顏》,一共九個漢字。全書共十二卷,正集十卷,續集二卷。十二卷中,從頭至尾完全是這些嘰哩咕嚕的漢字,你與我每個字都識得,但一句也讀不懂,當真是“有字天書”。這部書全世界有許許多多學者窮畢生之力鑽研攻讀,發表了無數論文、專書、音釋,出版了專為這部書而編的字典,每個漢字怪文的詞語,都可在字典中查到原義。任何一個研究過去八百年中世界史的學者,非讀此書不可。 原來此書是以漢字寫蒙古話,寫成于一二四○年七月。“忙豁侖”就是“蒙古”,“紐察”在蒙古話中是“秘密”,“脫必赤顏”是“總籍”,九個漢字聯在一起,就是《蒙古秘史》。此書最初極可能就是用漢文注音直接寫的,因為那時蒙古人還沒有文字。這部書是蒙古皇室的秘密典籍,絕不外傳,保存在元朝皇宮之中。元朝亡後,給明朝的皇帝得了去,于明洪武十五年譯成漢文,將嘰哩咕嚕的漢字注音怪文譯為有意義的漢文,書名《元朝秘史》,譯者不明,極可能是當時在明朝任翰林的兩個外國人,翰林院侍講火原潔、修撰馬懿亦黑。怪文本(漢字蒙語)與可讀本(漢文譯本)都收在明成祖時所編的《永樂大典》中,由此而流傳下來。明清兩代中版本繁多,多數刪去了怪文原文不刊。 《元朝秘史》的第一行,仍是寫著原書書名的怪文“忙豁侖紐察脫必赤顏”。起初治元史的學者如李文田等不知這九字怪文是甚麼意思,都以為是原作者的姓名。歐陽鋒不懂《九陰真經》中的怪文“哈虎文缽英,呼吐克爾”等等,那也難怪了。後來葉德輝所刊印的“怪文本”流傳到了外國,各國漢學家熱心研究,其中以法國人伯希和、德國人海涅士、蘇聯人郭增、日本人那河通世等致力最勤。 我所參考的《蒙古秘史》,是外蒙古學者策·達木丁蘇隆先將漢字怪文本還原為蒙古古語(原書是十三世紀時的蒙古語,與現代蒙語不相同),再譯成現代蒙語,中國的蒙文學者謝再善據以譯成現代漢語。 《秘史》是原始材料,有若干修正本流傳到西方,再由此而發展成許多著作,其中最重要的是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《黃金史》。西方學者在見到中國的《元朝秘史》之前,關于蒙古史的著作都根據《黃金史》。修正本中刪去事跡甚多,如也速該搶人之妻而生成吉思汗、也速該被人毒死、成吉思汗曾被敵人囚虜、成吉思汗的妻子蒲兒帖被敵人搶去而生長子術赤、成吉思汗曾射死其異母弟別克帖兒等,都是說起來對成吉思汗不大光彩的事。《九陰真經》中那段怪文的設想從甚麼地方得到啟發,讀者們自然知道了。蒙古人統治全中國八十九年,統治中國北部則超過一百年,但因文化低落,對中國人的生活沒有遺留重大影響。蒙古人極少與漢人通婚,所以也沒有被漢人同化。據李思純在《元史學》中說,蒙古語對漢語的影響,可考者只有一個“歹”字,歹是不好的意思,歹人、歹事、好歹的“歹”,是從蒙古語學來的。撰寫以曆史作背景的小說,不可能這樣一字一語都考證清楚,郭嘯天、楊鐵心等從未與蒙古人接觸,對話中本來不該出現“歹”字,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。我所設法避免的,只是一般太現代化的詞語,如“思考”、“動機”、“問題”、“影響”、“目的”、“廣泛”等等。“所以”用“因此”或“是以”代替,“普通”用“尋常”代替,“速度”用“快慢”代替,“現在”用“現今”、“現下”、“目下”、“眼前”、“此刻”、“方今”代替等等。 第四集的插圖 (大陸版未收--編注) 有一幅是大理國畫師張勝溫所繪的佛像,此圖有明朝翰林學士宋濂的一段題跋,其中說:“右梵像一卷,大理國畫師張勝溫之所貌,其左題云‘為利貞皇帝信畫’,後有釋妙光記,文稱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,凡其施色塗金皆極精致,而所書之字亦不惡云。大理本漢□榆、唐南詔之地,諸蠻據而有之,初號大蒙,次更大禮,而後改以今名者,則石晉時段思平也。至宋季微弱,委政高祥、高和兄弟。元憲宗帥師滅其國而郡縣之。其所謂庚子,該宋理宗嘉熙四年,而利貞者,即段氏之諸孫也。”其中所考證的年代弄錯了。宋濂認為畫中的“庚子”是宋理宗嘉熙四年(一二四○年),其實他算遲了六十年,應當是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(一一八○年)。原因在于宋濂沒有詳細查過大理國的曆史,不知道大理國盛德五年庚子是一一八○年,而不是六十年之後的庚子。另有一個證據,畫上題明為利貞皇帝畫,利貞皇帝就是一燈大師段智興(一燈大師的法名和故事是我杜撰的),他在位時共有利貞、盛德、嘉會、元亨、安定、亨時(據羅振王《重校訂紀元編》。《南詔野史》中無“亨時”年號)六個年號。宋濂所說的庚子年(宋理宗嘉熙四年),在大理國是孝義帝段祥興(段智興的孫子)在位,那是道隆二年。此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館,該館出版物中的說明根據宋濂的考證而寫,將來似可改正。 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學者,朱元璋的皇太子的老師,號稱明朝開國文臣之首。但明人治學粗疏,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《元史》,六個月就編好了,第二年皇帝得到新的資料,命他續修,又只六個月就馬馬虎虎的完成,所以《元史》是中國正史中質素最差者之一。比之《明史》從康熙十七年修到乾隆四年,曆六十年而始成書,草率與嚴謹相去極遠,無怪後人要另作《新元史》代替。單是從宋濂題畫、隨手一揮便相差六十年一事,他可想得到《元史》中的錯誤百出。但宋濂為人忠直有氣節,決不拍朱元璋的馬屁,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。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